困境中的突围，更有勇气

创新突围、改革突围，周其仁教授的这个观点引起了众多关心中国经济前景和未来走向的人的热议。改革需要穿透力，中国经济需要突围。那么，突围的方向在哪里，突围的路径是什么样的？

在《突围集》里，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大影响者周其仁把脉中国，解读改革的当下与中国经济的未来。

改革决策能否有效穿透

虽然在海外接受过完整而严谨的当代经济学科班训练，但以身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而自豪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总能将理论与中国实际、自身实践相结合。这或许得益于他十年“接地气”的上山下乡生活以及长期从事的农村改革发展调查研究工作。“喜听且善听、解决问题导向、在问题里找方法、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辈的言传身教，他总是铭记在心。

在《突围集》这本文字合集中，周其仁也志在理清说透中国各种客观现实的限制与约束，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突围再出发所需要的勇气与智慧。

周其仁提出，对于领导层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社会上的担心和犹豫在于“这些决定能不能得到有效贯彻，能不能实现有效穿透”；尤其是能不能保证强大的双向的穿透——顶层决定穿透到底层，同时底层的实际情况与改革经验穿透到上层，“对大国改革具有决定意义”。

“未来的趋势，可能是在互动中推进中国的改革和转型，包括上下互动、观念与实践互动、设计与实施互动”，这一认识无疑是具有洞见的：顶层设计不了解群众，就无法顺利推进；基层实况不结合国情，就无法持续发展。只有各方利益学会节制、谨慎、合作、包容、共赢，才能使预期更稳定，行为更规范，制度更完善。

路径“锈带”变成创新的“脑带”

新产品的利润激励着创新者去生产、研究、开发，而这些纯粹的个体逐利行为却往往带来组织、共享与利用，动态地扩大了全社会的知识存量、减少了其他个体的创新成本、促进了技术知识的“溢出”与扩散。

如何用制度保障某个聪明人的灵机一动成为某种体系性的生产过程？周其仁认为，把有意义的想法打磨、筛选、精炼，“这是知识驱动增长中关键的一个因素”。

而原来自发的、分散的想法逐步变成体系的生产过程，需要在某种氛围、某种共同体中让想法不断成形，然后在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下，把想法变成行动，把行动变成产品，最后变成生活方式，“变成改变产业、改变市场，甚至改变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力量”。

周其仁提出，在信息时代中、在新技术条件下，必须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即提高它们在空间上的“密度”以及社会网络中的“浓度”，通过高密度集合和整合大学与科研机构、政府部门、民营企业、公共经济的力量，把原来落后产业扎堆的“锈带”变成了充满创新的“脑带”。

从改革的宏观视野来看，《突围集》中“创新的逻辑”这一章节貌似突兀；但细思之下，所谓改革，其实就是吸收无数底层的自主创新和自发创造，把其中合理的做法扩大，予以政策上的承认和法律上的认可，让整个国家的发展进入良性轨道。

所以，这种创新生长与孕育的逻辑，以及鼓励创新、支持创新的做法，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思路与实践是自洽的、一致的，即：与倚重自上而下的设计相比，更为看重自下而上的智慧；与推重希望、臆测、教条、期许相比，更为敬重现实、证据、规律、事实；尊重基层、尊重市场、尊重民众、尊重契约。这也正是实现“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制度基础。

方向创新也需制度保证

从《城乡中国》里分析土地制度、住房政策和城市规划，到《改革的逻辑》里努力寻求“在不改更难的预期下继续改革”，周其仁一直主张，政府应当尽最大努力保护市场的自发行为，尽可能把更多人的行为纳入法律框架，这才是真正的法治道路。

在《突围集》中，他以纽约西格拉姆大厦为例，说明可以通过“激励性管制”、“有弹性管制”、“容积率转移”、“空中权交易”等内含市场逻辑的理念与做法，从看似“不可能”的地方找到复杂甚至彼此对立的利益的平衡点与契合点，避免政府过度插手导致的管制式僵化。

对于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社会经济现象，周其仁也给出了解释。比如，他提出对移动互联网约车的出现应慎重考虑的几点，其实也是要达成程序合理性的必然要求：抱持包容审慎性监管方针，强调“心态开放、手段灵活、留有余地”，不要贸然一刀就把新事物砍下马；　把类似的地方化、城市性事务放权放责，定下原则、鼓励尝试、提倡探索，由各地自行决策，在大国环境下进行制度创新，最后参照城市成熟的立法经验再慢慢上升为全国法律；法无禁止即可为，不要随意扩大原来法律的适用范围，避免“民不举、官非究”的偏激与错误，这是创新最重要的制度保证，也是程序合理性中重要的一环。

保障拔掉权力任性的根

在书中，周其仁反复提到了这样的观点：在全球很多国家，有时，不受制度制约的“国家（政府）汲取能力”也可能有飞跃式的增长，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部门所占份额上升过快、政府行政权力的边界越改越大、“部门利益法制化”导致留给民间自由活动的“合法化”范围偏窄、合法强制力被不当用到了合理边界之外。

要想拔掉权力任性的根，无疑要让规则的规范化与确定性成为市场良性发展的基础。周其仁以经济领域为例，提出“市场、民主、法治，这几个目标足够简单，不能复杂化，越说越多”。

而要实现规则的确定性，就避不开产权的稳定、价格机制的稳定、货币的稳定、税收的稳定以及法律的稳定性、可靠性、透明性和变更程序的权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需要改革的恐怕恰恰是管理制度本身，对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才是最迫切、最重要的创新。

周其仁在四年前的旧著《改革的逻辑》中说过：“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这句话，如今读来，其紧迫性与洞察性，仍未过时。

终点改革如何突围

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十年间的跌宕起伏，贯穿其中的一个逻辑就是“成本的变化影响经济绩效”。

从打开国门带来的显而易见的生产成本优势、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国民经济的组织成本和运行成本、人力资本投资和学习曲线提升带来的成本优势，“正是这三大要点合成的综合比较成本优势，成就了中国在全球化中高速增长的奇迹”；另一方面，近年来市场准入成本、土地供应难题、移动和退出成本、修订法律政策的成本等方面的因素，合起来最终削弱了中国的成本优势。

对成本的分析，恰好可以揭示出中国经济突围的两个方向：“一是扭转成本曲线，特别是体制性成本上升过快的不良势头，争取通过深化改革再次大幅度降低成本，延续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比较优势。二是鼓励创新，培育中国经济的独到性优势”。这两个方面都离不开深化改革，不但决定中国经济的过去，也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

在周其仁看来，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并不是绝对的悲观或者乐观，而是取决于特定约束下人们的经济行为。正如汪丁丁教授在跋中所说，“科斯定理”等价于下列陈述——在没有交易费用的世界里，制度是无关紧要的。它的逆否命题或许更为令人警醒：在一个交易费用不可忽视的“真实世界”里，“一个社会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几乎总是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命运”。

责任编辑：王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