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酸梨

1974年，我8岁。那年秋天，在生产队赶马车的父亲卸车时砸伤了脚。马车组的伙计们来家里看望他，每人都买了一瓶罐头。

10多瓶罐头，父亲舍不得吃，就整整齐齐摆放在北墙的大柜上。我放学回家，眼睛直勾勾看着玻璃瓶内那些糖水浸的水果，没心思出去玩，也没心思写作业。

“大方”的母亲把这些罐头送了左邻送右舍。眼瞅它一天天变少，我一次次咽唾沫，却不敢吱声。

一天晚上，母亲见我冲北柜发呆，终于用改锥撬开了一瓶罐头递到我面前。母亲说，这罐头是酸梨的，我看你是馋坏了吧。

其实，啥叫罐头，我不懂，生在平原的我，更没见过酸梨。

我用筷子加了一块儿放进嘴里，哇！它酸里透甜，还有那黏糊糊的糖水特别甜。我从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只一会功夫，就让我风卷残云吃了个一干二净。至此，我脑海里记住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酸梨。

那时候，生产队有一个代销点，卖的东西都从农场供销社进来的。里面的商品都是些针头线脑等廉价的生活必须品，能吃得东西少之又少。

那天，代销点进了一筐酸梨。这消息是邻居家小波哥告诉我的。我一路小跑进了代销点，看见酸梨筐刚刚打开盖子，一个个金黄色的酸梨是那么诱人。

给家里要钱，比登天都难。父母挣的工分都不够一家人买粮食吃，哪有买酸梨的钱？

几天后，机会终于来了：奶奶从三叔家到我们家小住。于是，我天天哀求奶奶，最后甚至装病。孙子有病可不是小事儿，奶奶眯眼笑着从上衣兜里摸出了一毛钱。

小手举着钱，我又一溜烟儿跑进了代销点，喘着粗气嚷：我买酸梨！售货员李婶惊诧地看着我，问：你买梨？你哪儿来的钱？

四个酸梨被李婶放进秤盘子，秤杆高了，拿出去一个，又低了。李婶不急不慌换了大的换小的，直到秤杆微微抬头。

买梨的事情是万万不能让父母知道的，知道了肯定挨揍。我从代销点出来猫进了一个大草垛，一口气吃光了四个酸梨，然后像啥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慢悠悠回了家。

1978年冬天，迁西县修建潘家口水库，生产队来了200多口人的移民，我们教室里多了七八个来自大山里的同学。每天上学的路上，有的同学会从口袋里拿出酸梨边走边吃。这下，又勾起了我的馋瘾，因为还不太熟悉，没人主动给我吃，我只能眼巴巴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

同学中有一个叫赵占富的，他拿的酸梨最多，可这家伙是个机灵鬼，这些梨不是给了个子大的就是给那些学习好的。我个子不高，学习也差劲，当然没我的份儿。

像给奶奶装病一样，我又耍起了小聪明。每天早晨吃过饭，我不奔学校，而是先到赵占富的家，相约一块儿上学。此时，他正往口袋里装梨，碍于面子会塞给我两个，他妈妈也会往我袄兜里装。

岁月悠悠，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但童年时代关于酸梨的故事依旧深深印在我的心田里。如今，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富足，走进生产队的小超市，里面各种各样的水果应有尽有，就是在寒冷的冬天，西瓜、人参果、香蕉、橘子、菠萝，想吃啥都可信手掂来。我童年爱吃的酸梨，早已成了人们眼中最廉价的水果。

不过，我去超市时还是要买些酸梨，因为这又酸又甜的味道，把我童年的时光装点得丰盈和美好，我更不愿意忘却那渐行渐远的乡愁。 （张景生）

责任编辑：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