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前世今生——

元中都的文化守望

元中都宫城西墙。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在湮没于历史烽烟700多年后，2017年12月2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地处塞外边城张家口的元中都遗址最终入选，成为河北省历史上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这一刻，对于河北省文物考古和保护工作，无疑具有里程碑式意义。那么，元中都遗址如何实现了河北零的突破成功入选？围绕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等环节，河北省究竟做了哪些工作？这些工作，对今后河北省的文物考古和保护利用有哪些借鉴意义？

元中都宫城西墙远景。

“活化石”：见证元代遗失的都城

若干年后，考古学者张春长已垂垂老矣，当他再回忆起2017年12月2日早晨时，除了寒冷的北风，可能就是这句话：“元中都遗址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老兄，你威武了！”

威武这个词，从来和瘦弱的张春长不沾边。但那天清早，当一身脏泥的张春长拖着疲惫的身躯爬出行唐故郡探方，见到这条故友发来的短信时，他突然间觉得自己真的很威武，想大哭想大笑。然而，不擅言谈的他还是压住内心的激动，静静地抽了一根烟，然后背靠土垄发了一条朋友圈，仅仅写了这样一句话：

“那个曾经荒凉的地方，曾经和我有点儿关系。”

烟花易冷，往事随风。“荒凉的地方”俗称“白城子”，也就是如今世人所熟知的张家口市张北县馒头营乡元中都遗址。而那个“曾经”，其实整整耗费了以任亚珊、张春长为领队的考古队员们长达十年的青春。“从30岁出头，一直到40来岁，我们那一批人最宝贵的光阴，全融在了那个荒草漠漠、冰雪覆盖的边陲之地。”张春长目光中闪着泪和笑。

这不是一般的发掘，是我国考古历史上少有的“主动性发掘”，而之所以“主动”，其实正是为了寻觅和论证一个草原民族所建王朝遗失的都城。都城，对于一个王朝和国家的意义，已无须赘述，如长安城之于汉唐、汴京和杭州之于赵宋、北京城之于明清。但这些都城及其建筑在后世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上来说，存在一个为常人所不熟悉的难点，即文化层叠加。换言之，很难严格界定那些遗存及建筑的确切年代和演变历程。

比如目前正在进行考古挖掘的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尽管出土了不少器物，但文化层太过丰厚，至少涉及晚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等7个历史时期的连续文化层叠压。而这些信息，唯有进行真正发掘才能提取出来，并且需要仔细分析考证才能逐步弄清楚其演变真相，还原正定古城城池逐渐扩建演变过程。

这个工作是漫长而艰辛的。那么，有没有这样一座城，既历史地位重要，又信息明确单纯，同时能够准确反映中国古代都城的营造制度呢？很显然，是元中都。

据《元史》记载：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朝皇帝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在旺兀察都肇建元中都，与大都（今北京）、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一带）并称“三都”，存世五十多年后被烧毁。

不到一年就编纂完成的《元史》，其粗糙众所周知，许多地方记载模糊，甚至错误。再加上元代本身的史料就少，所以后世已不知所谓“旺兀察都”在哪儿，明清两代地方志的记载更是以讹传讹。“白城子”就这么湮没消失在历史中。

元中都遗址被重新发现的过程极具偶然性和戏剧性，而争议更是不断。1997年，关于“白城子”就是元中都的争论到达顶峰。当年7月，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著名考古学家宿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世枢、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任亚珊等前往“白城子”进行了实地考察。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河北省一批风华正茂的考古工作者汇聚坝上，扎根荒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考古发掘。

“城大致是方正的，坐北朝南，宫城内有一些微微鼓出地面的土包，以高台为中心、南北为轴线对称排列。”回忆起初次驻足这片废墟时的情景，张春长说，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设计思想是“天子中而处”“以高为贵”，“站在台上眺望，不仅观风看水望地势，甚至追着大雁看，我突然有种奇妙感觉，此乃形胜之地，绝非寻常所在”。

此后的考古发掘证明，张春长当时立足之地就是元中都宫城正殿——一号大殿的基址所在。而经过漫长的勘探、测绘，考古人员进一步确定，白城子的城墙由内向外由宫城、皇城、郭城（外城）三重城墙相套而成。“三重城墙，是只有都城才能采用的、等级最高的城市规格。建筑对称布局，是古代中原都城建造的传统。”张春长说，虽然都是都城等级，但元中都与元大都的规模相差甚远，与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元上都却基本相当，“作为陪都，其规模和环境与上都相似，这是合乎礼法规制的。”

而随着考古的深入，一种在元代考古发掘中前所未见的角台结构显露出来——角楼台基平面呈曲尺形、从宫城西南角起向东向北呈三级缩折后分别与宫城的南墙和西墙连接。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出阙”结构，源于汉唐流行的建筑形制。而更重要的是，“三出阙”是阙制中的最高等级，是“天子之制”，即显示其天下独尊的标志性建筑形制，这再次为证实白城子为元中都遗址提供了有力论据。

“元中都考古发掘是河北省在坝上地区进行的首次考古发掘，成果非常丰厚。”张春长说，作为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后又返回草原所建的都城，元中都可谓上承宋金、下启明清，对于了解我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渊源演变极为重要。同时，这毕竟是一个由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都城，从选址到都城设计的细节，都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可称之为元代都城‘活化石’，是研究元代都城的珍贵考古实料，汇聚草原和农耕两大文明，尤其在研究元代都城建设理念、城市制度、建筑特征以及雕塑工艺方面的标本作用，无可替代。”

琉璃鸱吻。

“破谜团”：揭开元代宫廷那扑朔迷离一页

曾经参与修复元中都遗址一号大殿的省古代建筑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刘国宾，最近正在读海子的诗，其中一句令他特别有感触：“群山正在下雪，山坳中梅树流淌着今年冬天的血，无人知道的，寂静的鲜血。”12月5日，刘国宾对记者说，海子这句诗令他想起元中都的前世今生。

已有三座都城（哈剌和林、上都、大都），为何还要兴建一座？草原广袤，为何选址于此？短短四年，因何又遭废弃？从都城到行宫，它经历了什么？兄终弟及，叔侄相承，这座城池里上演了什么？最后又被何人付之一炬？是真被烧毁了吗？

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蒙古民族，曾经纵横万里，大大影响了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如果说，元中都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确定了元中都所在地，并寻觅到古代都城营建及建制的“活化石”，那么更为久远而吸引人的则是填补了史料空白，弥补了历史空缺，印证了关于元代历史的诸多传说，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走出了坚实一步。

“大元”这个国号，是郭守敬的师傅刘秉忠根据《易经》中“大哉乾元”的意思提出的。刘秉忠，是元朝政治体制最主要的设计者，也是元上都、元大都两座都城的设计者。但元朝历史，由于文字起源落后，政权存在时间短等问题，导致始终扑朔迷离。

1307年，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孛儿只斤·海山继位，世称元武宗。仅仅登基10来天后，他就一纸诏书，在今张北县建立新都城。为何？

元代汗位继承，是一种蒙汉杂糅的方式——嫡长子继承与“忽里台”大会公推大汗的双轨制。前者，是自上而下指定，后者，是诸王自下而上推选。这一成吉思汗确立的皇位“双保险”，往往会“不保险”，因为最终是军事实力决定候选人。长期镇守漠北的海山，是靠军队和漠北诸王的推戴夺得的政权。但当时的大都，是其帝位竞争对手、弟弟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势力范围。

为了避免兄弟相斗，双方约定皇位“兄终弟及”“叔侄相承”，而史书则美饰为“武仁授受”。然而仅四年后，从大都传来了“帝崩于玉德殿”的消息。武宗的弟弟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是为元仁宗，并立即宣布“罢城中都”“还中都所占民田”。就这样，尚未投入使用的元中都终止了成为帝都的命运，继而降格成为皇家行宫。

冷落的中都，后代皇帝偶有巡幸，如泰定帝至治三年（1323年）在此做了一次佛事，打了一次猎。其真正的衰败其实从“武仁授受”之际就埋下伏笔。天历二年（1329年），已称帝的文宗图帖睦尔与其兄和世 王束

产生争斗，两人皆为海山的儿子。文宗图帖睦尔以将帝位让给和世 王束 为由，将之从漠北骗回，在元中都的行宫，上演了兄弟相残的一幕。《元史》卷33《文宗纪二》载：“庚寅，明宗崩，帝入临哭尽哀。燕铁木儿以明宗后之命，奉皇帝宝授于帝，遂还。”

兄弟相残令文宗此生再无胆量巡幸中都。中都，就这样凋零湮没。

自此之后，历朝历代在草原地区都再没建立过新的都城。那么，元中都究竟为何人所烧毁？“有说是红巾军烧毁的，但从考古的角度说，我们只能提供出元中都确有火烧的痕迹，从考古实物还没有发现元中都是被何人焚毁的。”参与元中都考古发掘的第一任领队任亚珊认为，至今这还是一个不解的历史之谜。

但是，纵观元代近百年历史，元中都的肇兴和湮没有其必然性。当年，元朝官僚机构之膨胀和吏治之腐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都工程不但耗资巨大，而且劳役繁重，“死于木石者甚多”。国库告急，民怨沸天。“都城是王朝的心脏，地处草原的元中都在农业、经济、文化、历史层面底子都很薄，对全国的总控辐射能力先天不足，很难支撑起一个庞大的都城架构，即便作为都城起用，运行成本也会非常高。”张春长分析说。

“一座中都城，半部元朝史。”面对逐渐显露真容的元中都，有学者如此激动地说。

所以，无论是仁宗罢城、还是文宗弑兄，元中都的废弃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不如说是历史必然，这是一个梦幻般的错误，也成为草原都城史上带有悲情色彩的绝唱。这座兼具农牧文明的元代都城虽只昙花一现，却见证着大元王朝的国运中衰与皇族争权的那段史实，印证了历史上许多难解之谜，蕴含耐人寻味的历史教益。

“立标杆”：引领河北省文物保护发展工作

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是一对孪生兄弟。

元中都遗址发掘以来，2000年被列入“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基于元中都遗址的重要性，在任亚珊、张春长等人埋头挖掘了十年后，2008年省古代建筑所的刘国宾等人开始着手实施元中都遗址修复保护工程。他们没想到，这个最初基于“保护好文物”“让老百姓了解”的初步构想，会在后来的十年中逐渐奠定元中都遗址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基础。

那么，什么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这个概念是在国家推进大遗址保护实践进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这个概念进入文物保护领域，是在2000年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中。2001年国家文物局《文物事业“十五”发展规划和201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称其为“大遗址保护展示园区”。2009年12月，国家文物局制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将其正式定义为“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的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保概念，涉及经济、文化、环保等多方面因素，要突出公益性。比如，大遗址编制保护规划，就是单独的遗址保护，是普遍性的，都需要编制。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必定是有条件的，是少数的，需要另申请立项，最后经过评定批准。”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方告诉记者，具体条件中有两条是硬指标：一是要有经省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规划；二是要有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长期考古计划，并要专门编制符合保护规划的遗址公园规划。另外，还要编制《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书》《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物影响评估报告》和《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建设计划书》。

在省文物局项目管理处，记者见到了刚刚从慈溪返回的贾金标副处长，从他手中获取了一份材料，上边详细列出了为推动元中都遗址入选而展开的各项工程：

2009年，实施元中都一号大殿遗址实验工程。

2013年，实施元中都一号大殿遗址保护工程。

2014年，实施元中都皇城南门、宫城西马道和小广场保护工程。

2015年，实施元中都宫城南门、西南角台建筑遗址夯土保护及排水系统工程；元中都遗址环境整治工程。

2016年，实施元中都遗址宫城西城墙南段保护工程……

“通过实施这些保护工程，不仅使遗址本体得到有效保护，而且起到展示作用。”贾金标介绍，尤其是2013年元中都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后，河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元中都遗址保护区管理处，编制25人，设综合办公室、遗址开发科、遗址保护研究科、遗址规划建设管理科，全面负责遗址保护开发的各项工作。同时，通过地方政府对遗址周边环境进行整治绿化，建造停车场、服务中心、公厕等基础设施；配套水网、电网、无线网、照明系统，还对遗址保护区的区界进行了标识，修建了围栏，树立了界碑界桩。

“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说到底就是为了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根脉产生现实影响。对这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我们有一句话：意在可持续保护与研究，杜绝遗址公园化；重在有重点阐释与展示，力保公园遗址化。”张立方说，遗址公园的建设要以秉承保护元中都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原则，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科学展示考古信息和文物遗址信息，保持元中都遗址的历史环境基本不变。以元中都遗址本体为核心，以周边地区的草原、山水环境为依托，通过合理的游览路线组织，串联周边地区的自然景观与遗址点，将构建元中都遗址生态、文化、景观大格局，最终达到集考古研究园、历史文化园、生态观光园、休闲娱乐园于一体的公园效果。

十年辛苦不寻常。鲁迅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元中都遗址的考古发掘，是在走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其文物修复和保护，依然如是。而入选乃至今后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路，又何尝不是如此？

河北是文物大省，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一种肯定，但绝非终点。入选之后的路更长、任务更重。“目前，元中都遗址已能够接待游客参观，建立考古遗址公园的条件已完全具备，将分五期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约3.87亿元。”张立方说，单就考古和文物保护来说，今后我们还有一系列重要工作要做，比如对遗址周边的墓葬区及窑址区进行勘探和发掘，掌握其特征；比如系统整理发表2013—2016年的调查、勘探发掘资料，展开多学科的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没有终点，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将在燕赵大地上看到更多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泥河湾、中山古城、赵王城、邺城……我们可以尽情去穿越历史，那肯定不只是梦想。

今天，我们站在隐蔽于茫茫原野的元代都城遗址，想象着这座塞北荒凉的孤城，曾经拥有过怎样的豪华奢侈，以及它那如昙花绽放般的短暂历史。如今，它作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迎来更多的有缘人，为他们讲述自己的传奇故事。

本版图片均由省文研所供图

（记者龚正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