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阻碍了器官捐献

邯郸80后妈妈杨海燕身后用自己的肝脏、双肾和眼角膜，帮助了五个人获得新生，获得媒体网民一致好评的同时，也再一次引发了器官捐献的讨论。

先看一组数字：据报载，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国器官捐献报名登记人数276082人，共实现器官捐献11977例。这个绝对数字已跃居亚洲第一。但是，相对于庞大的中国人口基数，中国公民的捐献率还是很低的，每百万人口的捐献率仅为2.98。

有人说不知道怎么申请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有人觉得身后捐献器官的程序很繁琐。其实，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很容易的。打开我们的手机，在支付宝“医疗服务”的应用中，点开“全部”，在最下面一栏的“其它”中，有“器官捐献登记”项，点击“我愿意登记”，就可以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

那为什么中国的捐献比还是那么

低呢？笔者以为有下面几个原因——

首先，跟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关。有人觉得年纪轻轻就言生死，并签署这么一份“分割”自己身体器官的“契约”不“吉利”，信鬼神者犹甚于此。有人觉得身后捐献了器官，到了另一个世界就成了残缺不全的“鬼”。有人则搬出了《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其实，这些人都忘了，我们说的捐献，是身后之事，是陆游的“死去元知万事空”，是村上春树的“一旦死去，就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了。”我们国家推行的是火葬，灵魂既去，躯体会付之一炬而轮回为尘，身体都没了，又谈何残缺？可惜本来能救人的器官也一并化为轻烟。

其次，是对如何认定患者死亡的担心。患者担心的是：“会不会我签署了捐献器官的协议后，医院就不会积极救治我了。”“会不会在我还没有完全死亡的情况下，就摘走我的器官？”等等。

我国器官捐献死亡判断有三类标准：脑死亡、心死亡、心脑双死亡，此标准由医院严格判定。而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这三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也最容易产生法律纠纷。而拖延也会错过器官移植的最佳时机。解决这方面的担心和矛盾，需要法律、道德、医院、病患和家属的共同参与。家属的态度至关重要，还有许多人生前签了捐献意愿，但由于家属的反对，而使得

逝者生前的愿望成空。这里想说，对逝者生前愿望的尊重，才是最好的缅怀。还有什么能比让他在另一个人的生命中延续更有意义的呢？

第三，我国对捐献者的身后事没有配套优惠措施。一个人捐献了自己的器官，救了另外一条甚至数条生命，在他的身后事上，比如火化、殡葬费等方面得不到任何抚恤，医疗费用也得不到任何的减免和救助。我们知道，临终抢救时的医疗费用是很高的，在“全力抢救”的这个原则之下，很多家庭往往会担负大量的医疗债务。损献者家庭奉献于社会，却得不到社会的反哺，难免会不那么“热心”。有专家指出，对捐献者身后的困难家庭给予救助，绝不等于器官“买卖”或“交易”。适宜标准的救助，是对捐献人和法定受益人基本权益的保障。

对于器官捐献，还是要改变观念，冲破这些阻碍。让身体的一部分或几部分，代替自己继续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于人于己都是一件好事。

器官捐献，看似是一种放弃，却能成为一种“长存”。

杨海燕做到了，她的生命绽放出无比灿烂的光辉。（记者 李朝阳）

责任编辑：董子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