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生辰与忌辰

谷华池  

司马迁编著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了秦始皇近50年的人生经历。但《本纪》采用的是编年体，即按年代顺序叙述历史事件，诸多大事很少精确到日。对于秦始皇的生辰，司马迁只具体到月，即“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对于秦始皇忌辰的记述也只用了“七月丙寅”四个字。由于描述过于简单，为后人留下种种疑问和无穷的想象空间。本文拟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说明：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用秦国历法表示就是秦昭王（又称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元旦，用中国传统农历表示就是壬寅年十月初一；崩于公元前210年，用秦朝历法表示就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用农历表示就是辛卯年五月二十一日。秦始皇只活了49年8个月又21天。

目前来看，最早把秦始皇的生辰具体到“日”的应该是南北朝时期的裴骃，他在考证秦始皇到底是讳“政”还是讳“正“时，引用汉代大儒宋忠的说法，说秦始皇生于正月元旦，故名“正“。新发现的《赵正书》亦如是说。唐代的张守节，试图通过对秦始皇名讳的解读，来解开秦始皇的生辰之谜，为此他不惜轻信“秦始皇为避讳名‘政’的发音，而下令将正月的‘正’字作‘征’音”的传闻。殊不知，将此等市井细民间的不经之言形诸笔墨，反而进一步丑化贬低了秦始皇。解读历史的人往往把自己的识见掺入其中，扭曲的个人成见误导国人上千年。对此，明末清初学者黄生在《字诂》中批评到：“世传秦始皇讳政，故民间正月之‘正’作‘征’音，此说非也。”他指出，正月的正字本来就读平声，是后人不解其义，而嫁言秦始皇的。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正月也称政月，即“议政之月”，每年的正月，秦王都要召集文武大臣擘划本年度的政务工作。秦简“从正之经”中的“从正”就是“从政”、“正事之常”中的“正事”就是“政事”。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秦始皇名讳的由来。秦始皇生于秦历正月元旦的说法一经提出，至今未见异议。度阴山先生据此还推算出秦始皇生辰的公历日期为公元前259年1月27日（见《秦始皇：创造力统一天下》，江苏凤凰出版社2019年4月版）。

中国古代，每年的正月在不同的朝代也是不尽相同的，其原因正如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教授所云：“纪年和正朔，是中国人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的一种传统方法。孔子作《春秋》，首标正月，奉行周天子的正朔，这也可以说是‘《春秋》大义’的一部分。”夏朝以冬至后的第二个月为正月，商朝以十二月为正月，周朝则以十一月为正月。秦人以“五德”中的水德为王朝之德，而水德所对应的季节为冬季，所以秦历以冬季开始的十月为岁首。秦代的正月就是农历的十月、七月则是农历的四月、十二月则是农历的九月。到汉武帝时，才正式确定农历一月为正月。“正”是改正的意思，帝王改元、启用新年号的诏令都要等到第二年的正月才开始执行。

秦始皇的忌辰大致有以下四种说法，一是瞿昙悉达所著《大唐开元占经》引《洪范五行传》云：秦始皇崩于六月二十日；二是李金海先生在其大作《大汉兴亡四百年》一书中说：秦始皇崩于七月二十日；三是孙皓晖先生在其大作《大秦帝国》一书中说：秦始皇崩于七月二十二日黎明时分；四是鹤间和幸博士在其大作《始皇帝：秦始皇和他生活的时代》一书中说：秦始皇崩于“七月丙寅当看成是八月丙寅（二十一日）之误。”产生上述不同意见的主要原因，来自人们对“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的不同解读。

古代文献习惯用数字纪年纪月，“日”则用干支表示。赵武灵王时期，刻在邯郸猪山上的“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寿此石北”这几个大字，为我们提供了战国时期年和月用数字表示、“日”用干支表示的历法实物标本。干支纪日与数字纪日的换算，一般是根据《中国先秦历表》《西周（共和）至西汉历谱》等工具书查找或根据朔闰表推演，西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8年）开始分三个阶段用《日干支计算公式》进行计算。秦始皇崩于七月二十日和七月二十二日两说，有可能是该说的提出者在认定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有丙寅日的情况下，在工具书上查找或推演的结果。1993年，湖北省沙市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的秦始皇三十七年的《历谱》，直接证明了秦始皇三十七年没有丙寅日，从而结束了秦始皇三十七年有无丙寅日的争论，该历谱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是闰年（闰九月），六月有丙寅日（六月二十一日），七月没有丙寅日。严格地说，《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日应该是赵高等人发现秦始皇驾崩的时间，据此有人推断秦始皇应该崩于夜间。秦始皇崩于六月二十日的说法，当是瞿昙悉达认定七月无丙寅日，而秦始皇又崩于夜间的信息推演出来的。秦始皇如果崩于上半夜其忌辰就是六月乙丑（六月二十日），如果崩于下半夜其忌辰就是六月丙寅（六月二十一日）。但此说没有考虑到秦历六月是农历的三月，正值华北平原的暮春时节，没有使肉体发腐的气候条件，故此说笔者不敢苟同。六月丙寅（六月二十一日）后，再过六十天便是下一个丙寅日（八月二十一日），此日正是鹤间和幸博士所说的秦始皇的忌辰。

秦始皇崩于秦历八月二十一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之说，是在充分考虑了华北地区的气候条件、辒辌车从沙丘到咸阳的运行时间等因素提出来的，如《秦始皇本纪》所云，由于天气炎热，辒辌车内有腐臭气味向外飘散，为乱其臭，赵高以皇帝的名义“招从官令车载一石（秦代的一石约相当于现在的30千克）鲍鱼。这里又引出一个鲍鱼问题，很有必要费些笔墨探讨一番。商务印书馆第二版《古代汉语词典》释“鲍”为“用盐腌制的咸鱼”，该书还引《论衡·四讳》云：“鲍鱼之肉，可谓腐矣。”商务印书馆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释“鲍”为“软体动物，贝壳椭圆形，生活在海中……俗称鲍鱼”，释鲍鱼为“咸鱼：如入鲍鱼之肆（肆：铺子），久而不闻其臭。”由此可知，载有秦始皇的辒辌车所载的鲍鱼，既不是某些人所说的臭鱼烂虾，也不是现代人所说的海鲜，而是沿海地区人民群众用盐腌制的鱼贝，发酵后有一股特殊的臭味，便于长期保存，类似于今天的罐头，打开即可食用。辒辌车中的鲍鱼，应该是秦始皇一行离开海边时，地方政府进献的贡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上即有鲍鱼、鹿肉等贡品名称，这至少能证明秦汉时期鲍鱼已是帝王和达官贵人们餐桌上的一道海味了。秦始皇的随员（包括后来的司马迁）早已习惯了鲍鱼的味道，故赵高令辒辌车载鲍鱼之举，的确能迷惑随员和沿途奏事的官员，达到“以乱其臭”的目的。从辒辌车由沙丘出发经九原到达咸阳的运行时间来看，《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发车时间为七月下旬，终到时间为九月，运行时间两个月左右。如鹤间和幸博士所云，八月丙寅后，辒辌车从沙丘出发，闰九月到达咸阳，运行期间与《史记》的记载完全一致。结合前文所述，秦始皇不是崩于六月，而七月无丙寅日又有出土文献的支持，再根据《史记》所述秦始皇九月下葬等事实，笔者认为，秦始皇崩于秦历八月二十一日之说当成为不刊的定论。

有学者认为，车载鲍鱼之举应该是在辒辌车离开沙丘平台一段时间后才实施的。沙丘平台位于大陆泽畔，且有漳水环绕，是著名的避暑胜地。秦始皇驾崩时刚刚进入农历五月下旬，还未到酷暑难耐的时节，短时间内还不致于使肉体腐臭。沙丘平台层累着殷商旧都、赵国陪都等历史积淀，是此次秦始皇回銮途中设施比较完备的一座行宫。秦始皇从平原津急急忙忙赶到沙丘平台，一是想利用这里的医疗条件调养调养身体，以便顺利完成下一阶段的出巡工作；二是想利用这里的办公条件，把出巡途中未来得及批复的请示报告批复一下；三是正式颁发皇位继承人的诏书，秦始皇晚年偏爱幼子胡亥，曾考虑立胡亥为太子，经过此次出巡途中的考察，秦始皇产生改立扶苏为太子的念头。因此才有了令扶苏回咸阳主持其葬礼的“遗诏”。没想到的是，来到沙丘平台的第二天便被别人抬上了辒辌车。赵高等在篡改完秦始皇的遗诏后，为配合“遗诏”的发送，镇抚北部军队、威慑驻守上郡的扶苏和蒙恬，按照既定路线图由沙丘出发，经恒山郡、井陉关进入太原郡，再由太原郡北上，经过雁门郡进入云中郡，经九原郡沿秦直道一直向咸阳方向奔去。

纵观秦始皇的一生，未出生时为追梦者服务，在位时为黔首们服务，未入棺时为冒险家服务，入土后又为旅游观光业服务。他的出生地、驾崩地、安息地都成为旅游观光者的打卡地。有人称他雄才大略，有人说他暴虐独裁。真可谓“生为人民，死为人民，功过盖棺无公论；功莫大焉，谤莫大焉，是非成殓有人评。”

责任编辑：高小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