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文脉，大美雄安

文/郑晓飞   图/赵克琪

2018年4月14日，雄安新区成立一年后，

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

纲要指出，未来的雄安新区将是“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多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新城。

雄安腾飞，正当天时。

回望千年，历史上的雄安同样透露着勃勃生机，从“风萧萧兮”的易水河畔，到三国时期的古战场；

从宋辽对峙时期的“水长城”，到抗战时期的雁翎队；

从古代的“容城三贤”，到当代文坛的“荷花淀派”……

地利与人和让雄安的千年文脉延续至今，

并会在未来显现出无限辉煌。

古镇雄关

自春秋至明清，雄安地区都属低地平原洼淀交错地貌，难以成为通都巨邑，但雄安地区处于华北平原中部位置，紧邻蒙古高原、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的连接通道，是塞外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北上南下交通的重要路径，其地貌特征决定此地具有突出的地理隔阻和军事防守意义。

经济上，这里有虾鱼稻苇之利。随着中国古代都城位置的变动，雄安地区先后在河北“燕南赵北”“郡国藩镇”“燕云边防”“畿辅直隶”地理体系中都占据重要位置，发挥着不同功能。

时光回溯到千年以前，959年春，后周皇帝柴荣施展他“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抱负，由开封进发，亲带部队北征辽国。打到冀中平原的白沟河，也即“三关”一线，他在浩如烟海的汉字里翻捡，选取“雄霸”之意，为刚收复的“三关”命名：最西边的瓦桥关改作雄州，居中的益津关改作霸州。

自此，雄安成为抗辽的前沿阵地。

宋辽初期，双方对垒，这里成为拉锯的战场。后来，经过与辽多次战争，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以拒马河为界与辽形成对峙局面。

随后宋朝官民利用白洋淀建阡陌，浚沟洫，河通淀，淀连河，建成“塘泺防线”，并在白洋淀北界以燕长城遗址为基础，筑起一条沿淀通往霸州几百里的堤防以及寨、堡、地道、关隘等作为防御设施。

后人对于宋代这样遥远的边关地带，有着新奇而又丰富的想象，添加了许多传说演义，无一例外地把这里描述成崇山峻岭之地。在文学名著《水浒传》里，作家施耐庵就写到了霸州、文安、雄县一带的地势。

北宋时期，雄州除突出的军事职能外，还有以榷场为主要特色的特殊经济职能。北宋在雄州设榷场，由官方办理交易。榷场交易的物品，从宋输向辽的有绢帛、茶叶、瓷器等。辽在榷场交流的产品为马、羊及皮制品等。

雄州榷场的设立，促进了宋辽两国的经济交流，满足了两国的经济需求，带动了雄州经济的发展。同时，使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商业交流中实现文明互鉴、共融共生，推进了民族融合。

淀苇纪事

丛丛芦苇、簇簇青葱之间，荷叶田田，萼红灼灼。白洋淀不仅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养育了雄安儿女，同时也孕育了别具风情的北国水乡民俗文化。

白洋淀是由藻苲淀、马棚淀、腰葫芦淀等143个大小不等的淀泊组成，总面积366平方公里，年蓄水量达13.2亿立方米，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古代有“北地西湖”之称。

淀区盛产菱角、芡实、莲藕、芒子、芦苇、野鸭、河蟹。白洋淀东半部水区适合种植水稻，自古就有“鱼米之乡”“冀北江南”之称。

明永乐年间，为补充白洋淀人口，官府主持移民白洋淀，建村、扩寨、筑房、造船、筑堤、挖沟、造田等活动，辅以渔苇生产，这里经济得以发展。清朝，围淀造田，筑堤围圩，“环淀有堤百里”，农田种植面积增加，人口稠密……

白洋淀造船业历史悠久，相传北宋时杨六郎曾在此操练水军。金朝时，海陵王曾在此建造千艘战舰，诗人描绘了当时的盛况：“大船辟舰容万斛，小船飞鹘何翾翾”。

以马家寨为代表的造船业，是白洋淀地区的特色产业，元明清时期漕运、海运使用的船只，有很多出自马家寨。尤其是清代加强了白洋淀地区的治理，使这里的航运事业达到极盛，保定到天津的水路运输历经二百年不衰，促进了白洋淀造船业的发展。据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所使用的龙舟，就是由马家寨工匠建造。

 白洋淀素有“一淀水，一淀银；一寸芦苇，一寸金”之誉。芦苇是白洋淀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作物，以皮白质佳素负盛名，经济价值颇高，有“铁杆庄稼，寸苇寸金”之说，苇子可造纸、织席、打箔、编篓、打帘和制作苇制工艺品。白洋淀人赋予芦苇艺术之魂，制作出了精美奇巧的芦苇工艺画。其画栩栩如生，展现了白洋淀旖旎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水乡风情。

白洋淀面塑闻名遐迩。白洋淀人一年四季生活在水上，白洋淀的荷花、芦苇、水草、鱼类、鸟类等成为白洋淀面塑工艺品的素材。白洋淀面塑作品形象逼真，极具乡土特色。

抗日战争时期，人称“水上飞将军”的雁翎队，在淀泊相连、苇壕纵横的白洋淀上，神出鬼没，利用有利地形，端岗楼，锄汉奸，打鬼子，截击敌人的军火船，切断敌人从天津到保定的水上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

众多革命文艺工作者以抗日战争历史为题材，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如《新儿女英雄传》《风云初记》《荷花淀》《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等脍炙人口、享誉全国的文学作品。

水秀人灵的白洋淀，还孕育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文学群体。“荷花淀派”用浪漫主义的笔调描写艰苦的革命斗争，语言清新质朴，描写细腻真实，开创了抗日文学“诗意小说”的新境界。

容城三贤

雄安新区曾诞生过不少仁人志士，辉耀千秋。其中容城的元初著名理学家刘因，明朝弹劾权相严嵩的义士杨继盛，明末清初的大儒孙奇逢被称为“容城三贤”。他们的思想、学养、处世之道一脉相承，体现了河北人慷慨悲歌、重信尚义的千古精神。

刘因是“元初三大儒”之一，其父刘述乃容城饱学之士。刘因深受儒家士节精神影响，少年胸怀大志，十五岁曾作诗明志：“鸿鸽凌云志，燕雀安能知。”青年时代刘因抱着积极入世的心态，最终在理学、文学、史学等方面成绩斐然。

杨继盛被誉为“明代第一直谏义士”。从32岁中进士到38岁被陷害下狱，短暂仕途中他做了两件名垂千古、震动朝野的大事：一是谏阻开马市，二是冒死弹劾奸相严嵩。被捕入狱后受尽酷刑，仍威武不屈，临刑前留下诗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清代纪晓岚、刘墉、翁同龢等都在杨继盛遗嘱写本上题跋，对杨继盛推崇之至。

孙奇逢则倡导“躬行实践”，创立了兼容并包的实践性“新理学”，开辟了清初黜虚务实的一代学风。孙奇逢学术思想影响甚广，被后人称为“北学”。

明末清初，在白洋淀南蠡县、博野县，还产生了著名的颜李学派，创立和践行“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与孙奇逢理念相通，传承着求实力行、以义为利的精神。2015年4月10日，孙奇逢纪念馆在其故里保定市容城县北城村开馆，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基地。

“容城三贤”的著述被后人合编为《三贤集》，清朝、民国年间曾多次翻印，流传甚广。史书将“容城三贤”和“眉山三苏”相提并论，并称雄安地区“读书有种、道义有流”。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元明清时期，雄安成为畿辅文化的核心区，促成了其在文化上的大繁荣，而这种文化的繁盛，主要得益于基础教育的长足发展。

清代河北地区县级书院共计136个，其中保定府最多有22个，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均建有县一级的县学和书院。渥城书院、正学书院、葛乡别塾、静修书院被称为白洋淀四大书院。

除书院外，乡间私塾教育也得到发展，如清代容城县80多个村庄中，就建有102座私塾。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雄安文名极盛，留下著作的学者多达40余位，逐渐形成“颇知向学、士类渐众”的局面。

责任编辑：刘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