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者惑于小利,而忘其大害

姜胜群/文

北宋宋仁宗（1010年－1063年）时期，宋仁宗下了一道命令“时诏群臣陈左右朋邪、中外险诈，久而无所行。”（宋史·何郯传）——让群臣检举揭发，自己周围都有哪些心术不正、阴险狡诈、拉帮结伙的人。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人站出来积极响应。

宋仁宗很是奇怪，就问怎么没有人检举揭发。大臣何郯（1005—1073）回答：“能够诚心地对待别人，别人才会以诚心来对待你。诚心和猜疑是造成太平与混乱的根本。不能因为某一个大臣有欺诈行为，就怀疑所有大臣都心怀不轨。也不能因为一个士子的欺诈，就怀疑所有的士子都欺诈。宰相的职责是管理官员，现在宰相任用一个官吏，便怀疑他谋私，那么，事无巨细，只能陛下自己亲自处理了，忙得过来吗？将帅的责任，是搞好地方，如果怀疑他有别的企图，对将帅加以制约，他们很难有所作为。本来，广泛地接触人，发现和举荐士子贤才，是大臣的本分。现在，大臣见一士子，就怀疑他是在搞个人关系、收贿赂，谁还敢去发现推荐能人呢?君王怀疑大臣，大臣疑忌君王，相互猜疑，人人自保，是做不到上下畅通的。”

何郯，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由太常博士进为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言事无所畏”，敢说真话。大胆行使职权，敢于弹劾包括宰相在内的大臣，赢得了“硬骨头”御史称号。

“诚以待物，物必应以诚。诚与疑，治乱之本也。”何郯劝阻宋仁宗的话，可谓苦口婆心。诚，真诚，诚心，诚信，是大德、大节。没有诚心，不讲诚信，互相揭发，人人自保，最终危害的是国家。

《淮南子·泰族训》中指出：“使民居处相司，有罪相觉，于以举奸，非不掇也，然而伤和睦之心，而构仇雠之怨。”——鼓励老百姓互相检举揭发，导致邻里不和，生怨结仇，没有和谐，更谈不上团结友爱，导致社会风气败坏。以秦为例，“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 整个社会充满戾气，“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最终大秦帝国灭亡。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一部集大成的杂家著作，作者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李尚、苏非等。《淮南子》成书于西汉初年，以道论为主体，对治国之道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精品。

《淮南子》中写到，鼓励老百姓互相检举揭发，败坏社会风气，是“小快害义，小慧害道，小辩害治，苛削伤德。”鼓励检举揭发，如同凿一小孔，看起来很小，实际上会引出百余处缝隙，足以将整个事情搞坏。菖蒲虽然能除去跳蚤和虱子，但人们不用它来编席子，因为它会招引蛉穷虫；狸猫能捉老鼠，但人们不会把它放在院子里，因为它会吃鸡吃鸭。下棋贪吃了对方两子，反而使自己无路可走。

《淮南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治国理念：“愚者惑于小利，而忘其大害。”治理国家，目光不能短视，不可以玩雕虫小技，而是要识大体，抓根本。“不大其栋，不能任重。重莫若国，栋莫若德。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德行天下，百姓安康，才能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刘安（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22年），汉高祖刘邦之孙，西汉时期思想家、文学家。作为编著《淮南子》一书的领衔人物，对于该书的很多主张，在实践中，却背道而驰。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发现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从其家中搜出准备用于谋反的攻战器械和伪造的玉玺金印。自知罪无可赦，刘安自杀。

司马迁评价：“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愚者惑于小利，而忘其大害。”刘安一语成谶。

责任编辑：崔国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