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背影

□王乐之

先后去过北京、西安和成都，曾在故宫、颐和园、兵马俑博物馆、杜甫草堂等地细细地观瞻、徜徉，眼前环绕着高墙碧瓦、廊檐故巷。那些历史残迹裹挟着征战的烽烟与高傲的帝王气象。春秋战国、三国鼎立乃至唐宋元明清的前朝旧事，躺在风烟斑驳的廊檐之间。忽然想起诗人陆游那句感叹：“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老舍先生曾描述过一位远在西欧的穷苦中国人——小马。他深情地写道：“他没有地方去，虽然伦敦有四百个电影院，几十个戏馆子，多少个博物馆，美术馆，千万个铺子，无数的人家；他却没有地方去；他看什么都凄惨；他听什么都可哭；因为他失了人类最宝贵的一件东西：爱！”

其实，北京故宫的殿堂、西安兵马俑的勇猛乃至成都杜甫草堂的宁静，恰恰跟伦敦小马先生的“爱”捆绑在一起。国家，丢了；家园，烧了；爱，跑得烟消云散、恍如前世。那么，前朝的“八水长安”抑或“京畿重地”，早已掉进了街巷深处的坊间谈笑吧，就像小马先生眼里的伦敦、诗人陆游笔下的临安。

爱，早已沦落、飘散在故都王城的街巷与旧时厅堂，那些独特的场合，还能养活多少茶烟琴韵与诗情画意呢？一度繁华的闹市与文雅的庭院，只能在民众的流连与感叹当中，凝固成前朝旧事与昔日风云。

那些古时都城，遍布各地，实在太多了。邯郸就是这样，它的名字恰如娘胎里带来的，三千多年前，便凝聚在百姓心头。殷商时代，邯郸傲居于“畿辅之地”。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于邯郸，赵武灵王演绎出“胡服骑射”的传奇。倘若没有邯郸这片沃土，又怎会有大名鼎鼎的“战国七雄”之赵国呢？可惜，存活世间的并非邯郸王城、战国街巷，只剩下《史记》等典籍，偶尔打开遥远而模糊的记忆。

世人熟知“丛台置酒”，总会想起一代枭雄曹操的《短歌行》。他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吟诵“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追求“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精神境界。还用问吗？一杯杜康酒引发出“天下归心”的政治理想，怪不得，曹操堪称三国时期顶级的政治家与一流诗人呢。

曹操能在韬光养晦时，与生活落魄的刘备“煮酒论英雄”，这种场景，酷似称雄战国的赵武灵王那样，居然能破天荒地穿上胡服，骑马射箭。在赵武灵王与曹操眼里，各自闪耀着“天下归心”的奇异光彩。很遗憾，赵武灵王的邯郸与曹操的洛阳，都被时光推到了旧国故都的角落里，历史的重心如花开花落，迅速地迁徙着，当年的王城故巷，不再是天下独尊了。丛台与杜康这两种老酒，只能在青灯古卷的缝隙当中，无言无语地滋养后人吧。

更有趣的是“成语典故之都”的称谓。稍懂书卷的人们，谁不熟悉“胡服骑射”“铜雀春深”，谁不知道“围魏救赵”“邯郸学步”呢？在现代语汇中，邯郸始终鲜活着，古人与今人的呼吸和期待，恰巧合拍。仍记得，莎士比亚曾极富深情地说：“我怀着比对我自己的生命更大的尊敬、神圣和严肃，去爱国家的利益。”雨果先生则笃信：“人民不能没有面包而生活，人民也不能没有祖国而生活。”这正应了季羡林先生的家国情怀，他极富诗意地畅言道：“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看来，同一命题，居然换来了万众同心。

常去城北那座黄粱梦村，几重建筑都是后人翻新的。清塘古亭，青堂瓦舍，文质彬彬。其中，还掩藏着一座黑色石雕，传说中的卢生，旁若无人地睡卧在床上，做他的黄粱美梦。据说，“黄粱梦”这个词汇，最早出现在唐代。元代的马致远和明代的苏汉英，曾先后改写出剧作名篇《黄粱梦》。

虽说眼前有寺院、有碑文、有雕塑、有庭堂，可惜，仍旧觉得模糊不清，后人顺藤摸瓜，想象臆造，怎么能再塑历史呢？隔朝隔代、五花八门的故事，始终在人间演化、游移着，似乎，民心思进的路子越走越宽绰。且让那些古老的“黄粱梦”在故都王城脚下，悄然闭眼，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睡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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